李亚伟：历史的节点

1980年代，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时间节点。全国各地热爱诗歌、谈论诗歌、写作诗歌的诗歌爱好者、准诗人们开始互相通信交流诗歌，各地大学的诗歌爱好者纷纷组建诗社，办诗歌墙报。从1977年恢复大学招生开始，几年间，诗歌烽火燎原，各大学、各省市地区都有各种名号的民间诗社。我和万夏、胡冬、二毛、马松等一些朋友参与过四川部分大学发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创建过莽汉主义诗歌流派，算是当年冲浪在前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团队。

 1986 年 1 月6 日，李亚伟首次在《诗歌报》发表诗作

在做莽汉主义流派的时候，我和二毛已经师范学院毕业，都被分配在中学教书。二十一二岁，年轻、精力旺盛，我们的主要生活就是写诗，写好后油印、复写或手抄——寄给外地诗人，或者向部分文学杂志投稿。我们很挑剔，没有向全国所有文学刊物投稿，而只挑那么几家，比如《诗歌报》《关东文学》《作家》《花城》等。这些刊物在当时青年诗人心目中，被视为有先锋意识，能够发表一些我们认为前卫的作品。而那些大量发表乡土文学、警句格言类诗歌的刊物我们基本上回避。

现在几乎记不清我和《诗歌报》以及它当时的主要编辑姜诗元等人最早往来的时间了，但肯定是在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那次著名的诗歌大展之前。我记得此前《诗歌报》曾经做过一个活动，约一部分诗人做了一个《崛起的诗群》栏目。我可能没有注意看邀请函，只寄去了几首诗，而没有寄照片过去。该栏目推出后，我成了唯一一个没有附照片的诗人。《诗歌报》编辑（我估计就是姜诗元）还专门在我的诗作题目下附文说：“这次推出的十二位作者中，只有李亚伟的玉照经多方联系而未到。她是女？他是男？是怎样一个脸蛋？只好请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这个在当时，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也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和姜诗元在北京也有多次见面，竟忘记了向他问一下当年的情况。倒是现在的《诗歌月刊》编辑问了姜诗元，姜诗元认为，当时我参加《崛起的诗群》应该不是自然来稿，而是他们从什么油印诗集里选编的，所以没有留下联系地址，他们也无从写信跟我要照片。我认为这是正解，从油印刊物上选发作品，正是那个时代的特有风气。

今年春天，在云南西双版纳，我见到了来自安徽的诗人郑小光和铁流二人。西双版纳的春天正是当地各大茶山采春茶的时节，我们应朋友邀请去一个叫作曼糯大寨的茶山参加茶王节开采仪式，我和郑小光、铁流，还有上海撒娇派诗人默默等人在茶山一边喝酒一边聊当年的诗歌往事，竟然想不起我们当年是怎么联系上的。倒是我弟弟李明在酒桌上说，他当年还在上中学，常常去我父亲单位（通信地址）帮我取信，他清楚记得，安徽方面来信最多的是旌德和含山两个县。这不就是郑小光和铁流的地址吗？信封里面除了他们的问候文字外，一般还有他们油印的安徽各地诗人们的诗集或者他们自己的新作。还有，《诗歌报》的邮件也不少，寄来的不是约稿信就是发表有我作品的样报和稿费。情况大概是：后来我直接给《诗歌报》投稿，并多次发表作品，和《诗歌报》有了通信联系；并且通过《诗歌报》与包括郑小光、铁流在内的不少安徽诗人也有了通信联系。

八十年代上半叶，“朦胧诗”的突然走红，加速了中国民间诗歌的生长和成熟，到1986年，全国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诗歌社团和无数油印、手抄的诗歌刊物。这个现象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从历史角度看，一定是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或者是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变盘节点。

1986年夏的某一天，二毛拿来一封复印的信件给我看。信是徐敬亚写的，但是，是复印件。一看就知道，这是复印后寄往全国各地的一封信，这个我们心领神会，我们许多诗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但这封信有个很正式的标题：《我的邀请》。信中说：中国诗歌还在流浪，诗歌要求公正和庄严的认可，诗人们已经漫山遍野出现。他打算干一次中国诗歌流派大展。他说，报纸版面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流派的勇气。他还说，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语气猖狂之极。现在看，这正是1980年代的风气。

当时我们的莽汉派，万夏和胡冬正在闹分裂，梁乐在湖北十堰，马松在四川雅安，蔡利华在一个深山里修电站，只有我和二毛能够商量。最后，我和二毛按要求寄去了莽汉派的宣言和部分作者名单及作品。后来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一活动是《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同时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第一辑和第二辑。后来《深圳青年报》还推出了第三辑。有心人统计，这次大展一共推出了60多个流派、社团和上百位诗人。参加过这次大展的，无论是社团流派，还是诗人，之后在中国诗歌江湖上都自动获得了一定的名头。我们莽汉诗派、非非诗派、四川五君、南京的他们诗派以及上海的海上诗群等流派的宣言和作品都发表在《诗歌报》上，这几个流派或诗歌群体后来成了中国当代诗歌以及第三代诗歌的主要群体，其中的一些诗歌作品，成了日后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标杆性作品。《诗歌报》成了中国先锋诗歌大展的主要载体。

1986 年 10 月 21 日，李亚伟在《诗歌报》发表宣言及诗作。

1980年代初，今天派引发的朦胧诗潮流唤醒了国人对现代诗歌的重新认识。1986年《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联合举办诗歌大展之后，惯性审美的写作方式被迎头打垮，各种陈旧的诗歌观念被摧枯拉朽，新生诗歌力量蓬勃发展。但是，只有两种风格共生：一种是现代写作，一种是传统写作。诗歌从美学上来了一次变革，一如20世纪初由新诗肇始而爆发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经民族救亡、抗战、内战、“文革”等等多种运行方式——斜线行程或历史断档，才终于在这次诗歌大展中落下它最后的回音。

2005年在黄山，我受邀和一帮诗人在新安江边喝酒，探讨诗歌和音乐的共生问题，参与者有时任时代华纳中国区音乐总监的卢中强，诗人则来了大名鼎鼎的翟永明、尹丽川、马松、赵野、默默、沈浩波等。我们在当地诗人寒玉、郑小光办的中国最早的民宿猪栏酒吧举办了第一次诗歌和外界（音乐）的对话。2006年，也就是“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举办20年之后，也是在深秋，还是在安徽，我再次受邀，和默默、赵野等一起，在宏村的归园与郑小光、寒玉两位诗人一起做了一个归园雅集。我们召集当年参加过1986诗歌大展50多位诗人共聚黄山脚下，做了一次1986诗歌大展的回顾与纪念活动。可惜，当年大展的重要当事人《诗歌报》编辑姜诗元，到达黄山后只待了一天，第二天因事离开，没有完整参与这次“归园雅集”。徐敬亚则完整地参与了这次活动，且激情不输当年。

我们给12位诗人颁发纯民间的“第三代人诗歌成就奖”，给14位诗人颁发诗歌“功德奖”，给徐敬亚颁发中国诗歌终身成就奖。这次活动，算是对1986年诗歌大展做了一次民间的回顾与定性。我们认为，那次大展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昌盛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黄山的这个活动低调，但历史意义巨大，所有获奖者都认为他们获得的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次真正的表彰和认可，和中国所有其他文学奖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本次雅集也是一次重要的诗歌活动，是文学史级别的活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民间视角下的前瞻。

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40年，是百年来世界诗歌发展极重要的一部分。《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当年的诗歌大展，是中国文学史上极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这个问题，希望哪天有同人们一起讨论，做一次文学史级别的研讨。

李亚伟，1963年生于重庆酉阳，1983年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参与创建“莽汉派”诗歌流派，第三代诗人重要代表之一。著有诗集《豪猪的诗篇》《酒中的窗户》《我在双鱼座上给你写信》等。